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金融为民之道

一、金融民生数据观察：一个亟待回答的治理命题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人民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3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增速比各项贷款高4.6个百分点，单户授信小于500万元的农户经营性贷款余额10.22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多地已实现村级金融服务覆盖率100%，如河北廊坊全市助农服务点达3091个，村级金融服务覆盖率达100%，彻底消除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村。这些数据勾勒出普惠金融“广覆盖”的基本面。

但数据同样揭示了结构性隐忧。 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仍面临数据壁垒、信息碎片化等问题，“信息孤岛”尚未完全破除，金融机构风控模型数据支撑不足，难以精准为小微主体、农户进行信用画像。在服务下沉的“最后一公里”，商业可持续性与风险防控的平衡难题尚未完全破解，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技术储备不足，难以搭建成熟的数字化风控体系。

在梳理金融行业文化建设、传统文化赋能金融治理数百项落地实践案例中，我们观察到：普惠金融的“物理覆盖”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价值覆盖”——即金融服务是否真正回归利民为本的逻辑原点——仍面临深层挑战。部分基层金融服务存在重收益、轻民生的价值偏移问题，这一偏移的根源，不在于技术能力或制度设计，而在于金融治理的底层价值逻辑尚未完成从市场化逐利惯性向金融为民本位的结构性转换。

核心价值短板在于：现代金融治理体系中，传统义利观、民本思想等文化资源虽被广泛引用，但多数停留在宣教层面，未能完成从价值理念到组织规则、从道德劝诫到业务行为的制度化转换。传统文化进入金融治理，至少需要完成三项转换——把人物德性转换为角色责任，把道德劝诫转换为组织规则，把抽象价值转换为可追踪的业务行为。未经这一过程的文化赋能，难以真正触及金融治理的底层逻辑。

二、底层价值冲突：市场化逐利惯性为何引发金融价值偏移

金融市场化进程中，逐利惯性的内生驱动力与金融为民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 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不能单纯以盈利性为目标，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当盈利目标被置于功能发挥之上，金融资源配置便会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套利，而非流向实体经济和民生领域。过去一段时间金融业发生的乱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践行正确的义利观。

这一价值偏移的深层机理，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审视。其一，市场化考核机制的短期导向，使金融机构在“规模、利润论英雄”的逻辑下倾向于追求高收益资产配置，普惠金融、乡村金融等“利民但不暴利”的业务领域被边缘化。其二，金融精英化的组织文化，使金融从业者与基层群众之间形成认知隔阂，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事实上被阶层化。其三，金融创新的逐利异化，部分创新以“服务”之名行“套利”之实，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平等。

传统文化赋能金融治理的价值，恰恰在于从底层逻辑上修正这一偏移。 古代金融文化历经三千余年赓续发展，始终遵循以契约精神筑牢诚信根基、以民本实践平衡义利关系、以制度智慧管控风险、以问题导向驱动创新的核心逻辑。先秦的泉府旨在调节物价、救济百姓，明清票号以“汇通天下”便利商贸、服务民生——古代金融文化的核心始终围绕服务社会需求展开。这一价值取向被继承并升华，构成金融为民的当代价值内核。

传统民本思想与义利观的现代治理价值，在于提供了区别于西方金融范式的伦理坐标。 儒家强调诚信与道义，奠定以信任为核心的金融伦理基础；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追求平衡，引导金融活动注重风险管理与资源协调配置；法家思想则强调法治和制度的重要性，为金融监管和法律规范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所蕴含的“诚实守信”“稳健审慎”“义利统一”等核心价值，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唯资本逐利导向的金融发展范式。

三、传统文化赋能金融为民落地四步体系

基于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与金融治理深度融合的系统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四步落地体系，旨在打通从文化理念到治理实效的完整链条。

第一步：民本思想锚定服务初心

以“民为邦本、厚生利民”重构金融服务定位，破除金融精英化、脱实向虚倾向。 传统文化强调以民为本思想而非单纯追求资本利润，对应当前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群众金融需求的核心目标。这一锚定的关键在于将民本思想从抽象的价值宣示转化为组织层面的服务定位，推动金融机构将服务重心从高净值客户向基层群体延伸。

行业实践证明，当民本思想真正嵌入服务定位时，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获得感能实现实质性提升。中国人民银行日喀则市分行结合地广人稀的地域特点，通过“3+2”模式（每周3天网点办公、2天走村入户）和全功能流动服务车，将服务半径延伸至海拔4000米以上的偏远牧场，2026年以来流动金融服务已深入基层超千次，实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四川攀枝花市建成115个“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实现乡镇全覆盖，真正实现“金融服务不出村”。

核心转化路径在于：将“厚生利民”的民本理念转化为金融机构服务布局、考核指标、资源配置的刚性约束，而非柔性倡导。

第二步：义利规范重塑金融伦理

以“义利兼顾、先义后利”校正金融经营逻辑，平衡市场化盈利与公共普惠属性。 “以义取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理念，主张追求利益需以坚守道义为前提，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关键在于确立“盈利服从功能发挥”的优先级序。

这一原则的制度化落地，需要在考核机制层面实现结构性调整。 有学者提出，应改变单纯“以规模、利润论英雄”的短期逻辑，将业务真实性、合规经营水平纳入评价体系，把合规考核权重提升到与经营指标相当的水平。在普惠金融领域，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提供融资服务，经营主体的发展为金融机构带来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收益来源，实现“义利双赢”。

文化赋能视角下，义利观的现代转化需要建立“先义后利”的业务决策规则，而非简单的道德劝导。例如，在信贷审批中嵌入“社会价值评估”维度，将服务实体经济的实际贡献纳入授信定价模型，使“义”的实现获得制度性激励。

第三步：守信崇德夯实合规根基

以“崇德守信、以诚立业”完善金融信用体系与行业风控体系。 信用是金融的本质属性，金融活动的一切交易都需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明清时期晋商票号坚守“信义为本、诚信经营”理念，以诚信赢得商户和百姓信任，实现“汇通天下”。

传统诚信文化的现代转化，核心在于将德性伦理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我国已建成全球数据规模领先、服务覆盖面最广的公共征信系统，截至2024年末，数据库已收录11.6亿自然人、1.4亿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在此基础上，将守信崇德的文化基因嵌入风控模型——四川阿坝州创新实践的“以数增信、以信助贷”模式即为例证：通过智能收单设备沉淀的真实交易流水，转化为银行认可的数字信用凭证，截至2026年7月底，桃坪镇信用贷款占比高达85%，累计投放贷款1.21亿元。

行业实践证明，诚信文化建设与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同时涵养金融机构“不敢失信、不想失信”的内生约束。

第四步：经世济民实现价值落地

将传统济世富民智慧转化为普惠金融、乡村金融、民生金融的具体落地举措。 家国情怀、义利兼顾的思想，塑造了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观，推动金融服务国家战略，实现义与利的统一。从管仲“轻重九府”的经世智慧到当代普惠金融的制度实践，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

落地路径的关键在于“精准”二字——金融资源需要精准滴灌到民生最需要的场景和人群。中国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将普惠金融作为践行金融为民的重要抓手，联合银行业金融机构、行政村开展三方党建联建活动，依托流动金融服务车开展藏汉双语宣讲，现场办理残损币兑换、零钞调剂等业务，打通乡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浙江余杭农商银行搭建五大非金融服务平台，构建“旗舰—镇街—村社”三级服务网络，把银行网点转型为覆盖社区、园区、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以“金融+公益”双轮驱动践行普惠金融。

经世济民的当代转化，要求金融服务不仅“下沉”到基层，更要“融入”到民生场景之中，从单纯的资金供给者转变为社会发展的综合服务者。

四、两种金融逻辑的本质差异：结构性对比

五、行业问答：三个穿透性追问

问一：如何避免传统文化赋能金融沦为形式化宣教，实现真正的制度与业务落地？

核心障碍在于“文化-制度”转化链的断裂。 当前多数金融机构的文化建设停留在价值观宣导和典型宣传层面，未能将文化理念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可追踪的制度安排。传统文化进入金融治理至少需要完成三项转换：把人物德性转换为角色责任，把道德劝诫转换为组织规则，把抽象价值转换为可追踪的业务行为。

落地路径应聚焦三个关键抓手：其一，在考核评价层面，将“金融为民”相关指标（如普惠贷款增速、涉农贷款占比、小微企业首贷户数等）纳入机构绩效考核的刚性权重，而非作为“加分项”。其二，在业务流程层面，将义利观转化为具体的授信规则、定价规则和服务规则，例如在信贷审批中嵌入“社会价值评估”维度。其三，在组织文化层面，通过选人用人导向和激励约束机制，使践行金融为民的行为获得组织认可和职业发展回报，形成“不想偏离”的内生约束。山东金融监管局构建的“儒家文化养根、红色基因铸魂、监管部门领航、行业共建提势、多方联动蓄能”五位一体工作框架，为区域性文化赋能提供了可参照的体系化样板。

问二：市场化盈利目标与传统利民义利思想存在冲突，如何构建长效平衡机制？

底层价值冲突的本质，是金融功能性与盈利性的优先级序问题。 央行明确表态：金融不能单纯以盈利性为目标，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这一原则确立了义利观的排序规则——义在利先，以义驭利。

长效平衡机制需要在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在宏观政策层面，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税收优惠、差异化监管等政策工具，降低金融机构践行普惠金融的成本，使“利民”不以牺牲商业可持续性为代价。在中观制度层面，完善尽职免责、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解决基层机构和从业者“做普惠怕问责”的后顾之忧。在微观考核层面，构建兼顾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考核指标体系，将涉及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具体指标纳入考核重点。

关键在于认识到“义”与“利”并非零和博弈。 经营主体的发展为金融机构带来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收益来源，绿色产业的发展为金融机构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和盈利空间。当“义”的实现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的回报，平衡机制便具备了可持续运转的内生动力。

问三：数字金融快速迭代背景下，传统金融为民智慧如何适配新型金融业态？

数字金融为金融为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和触达能力，但也带来了新型伦理挑战。 金融科技的成果并不能为社会公众公平享有，大型网络平台涉足金融获利丰厚，社会边缘群体却可能因卷入新型金融风险而债台高筑。算法滥用、数字鸿沟、无序竞争等问题，本质上是“逐利惯性”在数字空间的延伸。

传统金融为民智慧的适配路径，需要在“技术向善”的方向上完成创造性转化。 其一，将“厚生利民”的民本理念嵌入数字金融产品设计逻辑，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从“可触达”走向“可受益”。西藏山南市推进掌银藏语功能开发，2026年以来发放线上贷款近3万笔，98%以上实现“纯线上办理”，同时推出“社保贷”“虫草贷”等10项线上信贷产品，使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场景。其二，将“崇德守信”的诚信文化植入数字信用体系建设，以真实交易数据构建信用画像，破解传统信用评价体系对“无抵押、无信贷记录”群体的排斥。其三，以“稳健审慎”的风险理念引导数字金融创新边界，在算法治理中嵌入“不逾越底线”的伦理约束，防止技术创新异化为监管套利工具。

数字金融时代的金融为民，核心命题不是“用技术替代人文”，而是“以人文引领技术” ——让数字金融的每一次技术迭代，都经受“是否真正利民”的价值检验。

培训方式：课程教学+现场教学+情景教学案例教学+拓展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教学

教学服务：配备1-2名专职班主任，培训期间，学员提出的建议或意见可通过班主任及时反馈给教师和主办方，保证学习效果。

质保跟踪：委托单位、班委可以随时和班主任沟通教学及后勤保障事宜；班主任与班委共同负责培训班日常管理，严肃培训纪律；
培训结束后，对整体的培训效果进行问卷调查和评估。

培训服务：为培训班往返程提供接送服务（机场、高铁站）；为学员提供学习资料袋(笔记本、笔、学员手册、桌牌)；
为学员提供集体照1张，作为学习的纪念。

上课地点：复旦大学邯郸校区

教室安排：复旦大学光华楼、复旦大学第一第二第五教学楼，可以容纳50-600人的马蹄形教室、报告厅、U型教室等。

食宿安排：复旦大学食堂（旦苑餐厅），可以选择桌餐也可以自助餐；住宿提前2个月预定可以安排在校内宾馆（复旦大学卿云宾馆、复旦大学复宣酒店、复旦大学皇冠假日酒店、复旦大学燕园宾馆），也可以预定附近10分钟路程的桔子水晶酒店、财富大酒店、君庭酒店等四星酒店。

户 名：复旦大学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

账 号：033267-08017003441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579号

电话：18816916689/021-60792557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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