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场景中的应用研究专题

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场景中的应用研究

专题简介

/TOPIC INTRODUCTION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披露数据,自2024年6月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进入真实交易持续运行阶段以来,已吸引49家商业银行参与业务,其中境外外资银行21家;截至2025年底,mBridge累计交易额折合人民币近5000亿元,数字人民币在各币种交易额中占比约95.3%。2026年6月,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上海完成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CBETS)首批26家金融机构直接参与者签约,业务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卡塔尔、巴西等国家和地区。2025年通过mBridge完成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量同比增长6.9倍,江苏省实现mBridge项目13地市全覆盖,累计开展跨境交易237亿元。传统SWIFT体系日级清算模式正在被新型数币跨境范式加速替代。

在梳理全国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多边货币桥落地、涉外企业结算改造的数百组实践案例中,我们观察到: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的底层驱动力并非单纯的技术效率提升,而是跨境清算的信用锚定机制、价值传递路径与治理架构的三层同步重构。当前的核心矛盾在于,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正从“概念验证”迈入“商业化放量”阶段,而监管协调的滞后、技术标准的碎片化与国际法律框架的缺失,正在构成规模化推广的关键瓶颈。

一、传统多层级中介清算体系的结构性困境

传统跨境支付模式的核心缺陷不在于技术落后,而在于其“代理行信用中介+预存对账”架构本身。 资金并非通过SWIFT网络物理“穿越”跨境,而是通过各代理行预先开立的Nostro/Vostro往来账户以借贷记方式逐级划拨。SWIFT电文的异步传输与多级代理行清算机制导致跨境支付周期普遍需2—5个工作日。SWIFT自身研究显示,在一笔典型跨境交易中,SWIFT跨境环节仅占总耗时的20%,其余80%消耗在离开SWIFT网络后的“最后一公里”,涉及各国监管要求、银行及本地市场基础设施能力等因素。

沉淀流动性构成最大的隐性成本。 全球约有27万亿美元沉淀于代理行预存账户中,构成几乎不产生收益的流动性锁仓。以5%利率环境计算,每10亿美元预存头寸的年机会成本即达约5,000万美元,最终通过点差与费用转嫁至贸易企业。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跨境汇款平均成本率仍显著高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的3%阈值,严重侵蚀中小外贸企业的利润与国际竞争力。

低透明度与不确定性加剧管理难度。 支付链条冗长、资金实时状态难以追踪,形成“信息黑箱”,付款方经常无法预知资金到账时间及中间费用,加之外汇兑换价差与汇率波动风险,共同对企业现金流预测与财务规划构成严峻挑战。跨境支付链条涵盖付款行、中间行及收款行等多重中介,每一环节均产生相应费用,层层叠加的成本结构最终由终端用户承担。

SWIFT GPI等增量改良无法修复结构性缺陷。 GPI仍然完全依赖代理行网络,手续费差异与跨行营业时间限制依旧存在。ISO 20022报文迁移已于2025年11月结束共存期,报文效率与透明度确有提升,却无法消除“多级信用代理”架构本身带来的资本沉淀、时区约束与可达性收缩。

二、数字人民币重构跨境支付的底层技术逻辑

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的底层逻辑,是将“信用中介的多边接力”替换为“分布式账本上的点对点价值转移”,并在技术上实现三层同步重构。

第一层:信用锚定机制的根本转换。 传统模式下,跨境清算依赖代理行之间的双边信用关系与预存头寸作为信用担保;数字货币模式下,数字人民币以中央银行负债为直接信用锚,通过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实现参与方之间的直接价值转移,无需预存代理行头寸。mBridge基于央行合约、平等治理和区块链架构连接各经济体支付系统和法定数字货币系统,支持数据存储和管理本地化运作,实现多币种的秒级直通式跨境支付和货币兑换。

第二层:清算路径的架构性精简。 一国/地区央行加入mBridge后,该国商业银行经其央行批准上桥即可与其他参与方的银行点对点交易,大幅缩短跨境支付路径。依托“中央银行—商业机构”双层运营体系,结合区块链技术实现点对点实时清算,将跨境交易清算时间压缩至秒级。货币桥平台处理一笔跨境支付业务最快可于7秒内完成,整体可节约50%以上成本。

第三层:治理架构的多边化设计。 mBridge的治理结构经历了从BIS主导到成员央行自主管理的关键转变。穆长春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明确提出,mBridge的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多边治理和平等互利模式下央行共建、金融机构参与的新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无损”理念从宏观层面的主权无损、政策无损,延伸至行业发展的微观层面,即不增加商业银行投资、不搞重复基础设施建设、不颠覆现有成熟金融体系。

三、数字人民币跨境场景落地四步应用机制

(一)链路去中介化应用机制

该机制的核心在于以“央行点对点直连架构”替代“多级代理行接力”,实现跨境交易成本与清算时长的结构性压缩。

传统跨境支付链条涉及付款行、1—3级中转代理行、收款行及各自对应的Nostro/Vostro账户,每增加一个中介节点即叠加一层服务费、时间延迟与信息损耗。数字人民币跨境清算剔除中转行、清算行多层中介节点,实现付款方与收款方之间的点对点直接清算。CBETS创新搭建灵活高效的双层互联互通模式,既支持点对点双边直连模式实现不同支付系统间的直接对接,也支持“中心—辐射”架构实现多参与方的统一接入。

商业化放量阶段的核心标志在于股份制银行的批量接入。2026年8月,兴业银行在广州落地货币桥澳门支付业务,平安银行杭州跑通首笔代理模式货币桥跨境汇款。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指出,这标志着“货币桥”这条通道已从概念验证阶段真正走向商业化放量。CBETS不再局限于央行或货币当局,而是向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开放直接参与资格,参与主体从央行层下沉至商业银行层,大幅减少了政治因素对业务推进的干扰。

在具体业务案例中,邮储银行广西分行为某大型纸业集团完成2亿元货物贸易跨境汇款,资金8秒到账;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为蒙牛乳业办理4.15亿元跨境收款,企业跨境结算综合成本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深圳罗湖重点供应链企业通过mBridge完成单笔6800万元跨境贸易货款结算,基本实现实时到账,实现“交易即结算”。

(二)全场景分层落地机制

该机制的核心在于以“货物贸易—跨境投融资—跨境民生—大宗商品”为场景分层,构建梯度化、可复制的跨境数币应用矩阵。

第一层:货物贸易结算。 建设银行通过“数币达”平台为中化国际办理全国首笔货物贸易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金额达2亿元,用于其在东盟地区的大宗原料采购。交通银行联合上海亿通国际完成全国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货币桥”跨境物流支付业务,实现“线上操作、一键支付、实时到账”,将跨境数币服务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中的物流结算场景。

第二层:跨境投融资与资本项目。 兴业银行通过货币桥为某产业园区完成5亿元跨境股权并购资金划转,传统模式下这类大额资本项目资金划转平均耗时1至3个工作日,通过货币桥仅用数分钟即完成跨境清算与到账。邮储银行为江苏某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办理12.95亿元跨境外债还款业务,在跨境债务清偿场景中验证了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第三层:跨境民生支付。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落地“货币桥”澳门支付业务,依托货币桥向澳门某企业支付交通一卡通结算款,以两地居民跨境出行为切入点,为满足民生场景支付需求提供了可复制方案。上海推出境内外银行卡及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在地铁全线拍卡进站的创新应用,将跨境支付服务延伸至民生细微之处。

第四层:大宗商品交易。 农业银行深圳分行联合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落地首笔大宗商品交易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支付业务,为境内企业向香港公司采购进口大豆提供货款结算,实时支付数字人民币2亿元。交通银行联合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推动国际会员通过货币桥完成跨境结算,进一步拓宽数字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的应用场景。

(三)合规可控治理应用机制

该机制的核心在于将监管要求从“事后审查”前移至“交易前验证与交易中嵌入”,通过智能合约与可编程监管实现跨境资金流动的全程可控。

CBETS LIFT通过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实现融资定向拨付、贷后管理和销售回款自动划转,基于各方达成的既定规则自动履行合约条款,将融资、支付逻辑程序化,降低合规成本与交易摩擦。同时支持海关、税务、外汇等可信数据上链共享,支持引入智能体辅助金融机构高效开展贸易真实性核验,实现贸易单据真实性核验和风险前瞻预警。

建设银行在FT升级账户资本项下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中,充分发挥FT账户分账隔离、穿透监管的机制优势,叠加mBridge平台内嵌的跨境反洗钱和宏观审慎监测智能合约,实现交易全链路上链存证、不可篡改。通过可编程监管机制,实现交易全流程的可验证与可追溯,有效防范非法交易、洗钱等跨境风险,监管节点设置和“先合规、后上链”制度安排严守风险防线。

CBETS LIFT的“三流合一”架构是这一机制的核心创新。以CBETS为金融服务底座,运用统一账本和智能合约技术,打通贸易、航运、货运、投融资等各个环节,把分散的贸易信息、资金流向、业务单据等整合打通,实现信息流、资金流、单据流“三流合一”。这一架构使监管机构能够实时掌握跨境贸易全链路数据,从被动的事后审计转向主动的事中监测。

(四)多边体系协同应用机制

该机制的核心在于构建“多边央行共建+双边市场化推进”的双轨并行架构,以自主可控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降低单一体系依赖。

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已形成双轨格局。多边合作模式以mBridge为代表,由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等共同建设,基于多边治理和平等互利原则,2024年6月进入真实交易持续运行阶段。双边合作模式以CBETS为依托,2026年6月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上线后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卡塔尔、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多边合作通道的拓展呈现加速态势。 中国-阿联酋支付合作项目正式启动,阿联酋多边数字货币桥(JISR)项目作为中阿两国合作开发的CBDC跨境支付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两国直接数字货币结算,具备即时结算、低成本、高透明度等特点。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CBETS与老挝国家支付网络(LAPNet)完成跨境系统连接,实现数字人民币与老挝当地条码支付跨境互联互通,2025年底已完成真实交易验证。

从网络效应维度看, mBridge自2022年启动试点以来累计交易额增长约2,500倍,已处理逾4,000笔跨境交易。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提出的“无损、合规、互通”三原则,已逐步成为全球法定数字货币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遵循。

四、传统SWIFT跨境支付体系与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的本质差异

 
 
对比维度 传统SWIFT代理行模式 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清算时延 2—5个工作日,节假日恶化更甚 秒级至分钟级,最快7秒完成
交易成本 层层中介费用+汇兑点差,综合费率约6.2% mBridge节约50%以上成本,综合成本可降至三分之一
中介层级 付款行+1—3级代理行+收款行,多级信用中转 央行点对点直连,商业银行一站式接入
运行时效 受银行工作日、本地清算系统截止时间限制 7×24小时不间断清算
监管能力 信息“黑箱”,事后审查为主 可编程监管,智能合约嵌入合规,全程可追溯
金融自主性 依赖SWIFT网络与美元清算体系 mBridge/JISR/CBETS多通道并行,降低单一体系依赖

底层结构差异决定了两种体系的适用边界。 传统模式的优势在于成熟的争议解决机制、法律框架支撑与全球代理行网络的信任积累,其“俱乐部式”网络对中小金融机构设置了较高的准入壁垒。数字人民币模式的增量价值在于清算效率与成本结构的根本性优化,以及通过可编程特性将合规管控内嵌于交易流程。金融实践证明,两者在中期内将呈现互补而非简单替代关系。

五、现存瓶颈与优化路径

瓶颈一:跨境监管协同的制度性障碍

不同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法律法规、合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对CBDC的法律定位、监管标准、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缺乏统一共识。部分国家对数据跨境流动实施严格限制,要求数据在本地存储,这与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全球化需求存在冲突。各国尚未建立针对CBDC跨境支付的多边监管合作机制,监管信息共享、执法协作等方面存在不足,当发生跨境金融风险或非法交易时,难以实现快速有效的监管联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CCH)CBDC专家组正在研究CBDC跨境使用和转让所产生的管辖权和适用法律问题,但形成国际共识仍需时间。

优化路径:以可编程监管机制为核心抓手,利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在宏观审慎框架下强化跨境资金用途管理、额度控制与风险预警,在上海自贸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特殊功能区先行先试。推动构建覆盖清算安排、流动性支持与风险管理的动态监测与信息披露体系,辅以面向数字人民币市场的定向宏观审慎工具,使之与货币政策、资本项目管理相协调。

瓶颈二:多边央行协调的决策成本高企

mBridge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吸引超过20家央行参与,但真正新加入的央行仅有澳门金管局,接入机构仍以RTGS+CBDC模式运行。多边央行之间的合作涉及货币主权、跨境监管、数据安全等敏感议题,每家央行的CBDC技术路线不同——有的选择中心化账本,有的选择分布式账本;有的走零售优先,有的走批发优先。CBETS的设计有效融合了mBridge、JISR、CIPS等多汇路,形成一站式商业化的跨境数字支付服务平台,其核心突破在于参与主体下沉——商业银行自己可以申请成为直接参与机构,大幅减少政治因素的干扰。

优化路径:采取“多边治理+双边市场化推进”的混合架构。以CBETS的商业化路径为牵引,通过商业银行层面的直接对接积累跨境数币应用的实际规模,反向推动央行层面的制度协调。BIS CPMI将跨境清算安排分为代理行模式、支付系统互联模式、单一平台模式和点对点支付模式四类,数字货币跨境基础设施可采取单一平台模式(如mBridge)与双边互联模式(如CBETS)并行推进的策略,降低单一路径的治理风险。

瓶颈三:技术标准不统一与网络效应不足

mBridge已累计处理逾4,000笔跨境交易,但相较于SWIFT日均数千万笔报文处理量,规模差距仍然显著。各参与方在分布式账本选型、共识机制、钱包标准、接口规范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涉及交易数据、用户信息等跨境传输,不同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水平、技术标准存在差异,给互联互通带来挑战。

优化路径:优先推进批发型CBDC的跨境互操作标准制定,以贸易结算和能源大宗商品交易为切入点扩大网络参与方。批发型CBDC应用相较于零售型在不同意识形态和发展背景下获得更广泛支持。CBETS LIFT的“三流合一”架构已提供可复用的技术底座,可支持航运贸易电子单证等区块链平台接入,提升单证审核效率,为标准化推进提供了操作层面的实践经验。

六、行业前瞻问答

Q1: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快速扩容背景下,如何平衡支付效率提升与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控?

关键在于将宏观审慎管控从“事后统计监测”前移至“交易前预设条件与交易中实时干预”。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属性使智能合约层面可以嵌入资本流动管理条件——利用数字人民币可编程特性强化跨境资金用途管理、额度控制与风险预警,助力资本项目有序开放。建设银行FT升级账户资本项下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已验证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通过FT账户分账隔离、穿透监管的机制优势,叠加mBridge平台内嵌的跨境反洗钱和宏观审慎监测智能合约,实现交易全链路上链存证、不可篡改。同时,通过溯源货币交易流向,便于货币当局掌握境内外数字人民币存量,提高宏观审慎管理水平和微观监管措施的有效性。

Q2:各国数字货币监管标准不统一,数字人民币如何突破国际规则壁垒实现规模化跨境普及?

务实的路径是采取“最小共识+模块化扩展”策略,同时依托CBETS的“参与主体下沉”设计降低制度摩擦。在最小共识层面,参与方就反洗钱核心标准、结算最终性法律认定、数据主权边界三项基础规则达成一致即可启动跨境清算。在模块化扩展层面,CBETS允许商业银行自行申请成为直接参与机构,不再要求先由央行层面完成多边协议签署,大幅降低了政治因素对业务推进的干扰。数字人民币“无损、合规、互通”原则的提出,为这一协作框架提供了概念基础——“无损”保障各参与方的货币主权不受侵蚀,“互通”允许不同技术标准通过协议层对接,“合规”将监管要求内嵌于技术架构而非附加于交易流程。

Q3: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是否会完全替代传统跨境清算体系,长期迭代的核心制约是什么?

中期内完全替代的可能性极低,核心制约因素在于三层结构。法律与治理层,SWIFT依托数十年积累的跨境支付法律框架、争议解决机制与代理行网络信任关系,这些制度资本难以在短期内被技术方案取代。网络效应层,mBridge累计交易额虽已近5000亿元,但SWIFT日均处理报文量达数千万笔,网络效应的自我强化机制决定了替代过程的渐进性。货币主权博弈层,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对数字货币跨境基础设施的治理权分配高度敏感,mBridge治理权从BIS向成员央行的转移反映了这一博弈的现实性。更可能的中期格局是“双轨并行”:数字人民币清算网络在特定走廊中形成替代性方案,而SWIFT体系在美元区核心走廊和大额复杂交易场景中维持主导地位。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能否在交易规模、参与方数量与治理合法性三个维度上形成可持续的网络效应临界点,将决定这一格局的最终演化方向。

教学教务

/TEACHING AND ACADEMIC AFFAIRS

培训方式:课程教学+现场教学+情景教学案例教学+拓展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教学

教学服务:配备1-2名专职班主任,培训期间,学员提出的建议或意见可通过班主任及时反馈给教师和主办方,保证学习效果。

质保跟踪:委托单位、班委可以随时和班主任沟通教学及后勤保障事宜;班主任与班委共同负责培训班日常管理,严肃培训纪律;
培训结束后,对整体的培训效果进行问卷调查和评估。

培训服务:为培训班往返程提供接送服务(机场、高铁站);为学员提供学习资料袋(笔记本、笔、学员手册、桌牌);
为学员提供集体照1张,作为学习的纪念。

办学条件

/CONDITIONS OF RUNNING SCHOOLS

上课地点:复旦大学邯郸校区

教室安排:复旦大学光华楼、复旦大学第一第二第五教学楼,可以容纳50-600人的马蹄形教室、报告厅、U型教室等。

食宿安排:复旦大学食堂(旦苑餐厅),可以选择桌餐也可以自助餐;住宿提前2个月预定可以安排在校内宾馆(复旦大学卿云宾馆、复旦大学复宣酒店、复旦大学皇冠假日酒店、复旦大学燕园宾馆),也可以预定附近10分钟路程的桔子水晶酒店、财富大酒店、君庭酒店等四星酒店。

汇款信息

/REMITTANCE INFORMATION

户 名:复旦大学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

账 号:033267-08017003441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复旦大学基地-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办学主校区位于风景秀丽、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的邯郸校区,中心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工作团队,汇聚了3000多位由复旦教学名师领衔、上海市政府领导、长三角专教授家组成的优秀师资团队。中心和全国各省、市、县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聘请的师资教学经验丰富、后勤保障完善,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企业学员的高度赞誉。

委托单位主要来自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银行、保险、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等党政、企事业单位。

我们的愿景:建设世界一流,具有中国特色和复旦风范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


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复旦大学基地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干部教育培训中心

地址: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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